
王海生,已是91歲高齡,採訪當天他獨自一人從林口搭車前來,由於高速公路塞車,耽誤了一點時間,很驚訝他的身體十分硬朗,一下車快步走來與我們會合,在前往受訪地點的一路上,他完全不需要旁人攙扶,走起路來穩當不疾不徐。在採訪過程中,也對他的驚人記憶力感到佩服不已,人名、年代和數字都記得清清楚楚,且從振興醫院第一位員工的他的口中娓娓道出振興醫院籌設的點點滴滴,歷史的記憶突然鮮活了起來,那是台灣醫療史上一段重要又不可抹滅的篇章!
王海生回憶說道,在民國51-54年這段時間,台灣的小兒麻痺患者非常多,這個流行不光只是北部而已,幾乎是全省性的,在這個大流行之下,「幾乎滿街巷道都可以看到小兒麻痺症的人。」他看到這麼多罹患小兒麻痺的患者,覺得他們很淒慘,也很同情這些人沒有獲得適當的治療,但當時從事小兒麻痺治療的機構卻寥寥可數,只有教會系統的彰化基督教醫院、屏東基督教醫院、埔里基督教醫院,這些地方,王海生都去參訪過,但所能收治的容量卻很有限,根本無法負擔全台那麼多小兒麻痺患者。
至於有多少小兒麻痺患者?王海生知道很多,但原本他心想應不下一萬人吧,這個數字夠多了吧?後來,他發現自己預估與實際有極大的落差,等到他真正進行傷殘調查後,才了解到人數遠遠超過他的想像。
至於為什麼王海生會進行傷殘調查呢?這就與振興醫院當初籌設的歷史有關了。提到振興醫院,大家第一個想到就是由蔣夫人所創辧的醫院,王海生說振興醫院確實是由蔣夫人所創辦的,但大家所不知的是,這中間還有一個相當關鍵的人物,那就是當時聯勤總部賴名湯將軍的夫人孫德芳女士,她可以說是振興醫院成立的最大推手,當初如果沒有她的起心動念,可能就沒有後來的振興醫院了。
民國53年,孫德芳女士(當時也是聯勤總部婦聯會分會主任委員)到各地眷村前去訪視,看到許多小兒麻痺症患者沒有得到適當治療,心裡覺得很難過,回來了以後就有一個想法,想在聯勤總部創辦一個「國軍兒童復健所」,專門用來收治國軍眷屬中小兒麻痺或肢體殘障的兒童。
當時陸軍有個傷殘中心單位,王海生那時就在這個單位擔任中尉醫官。孫德芳女士得知有這個單位後,便親自前往拜訪,並提出想向這個單位借調一個人來協助籌備「國軍兒童復健所」事宜,傷殘中心梁虎文主任便推薦了他,後來王海生就被借調到聯勤總部婦聯會去協助籌設的工作。王海生說,「湯夫人實在很有心,想籌設一個中型的復健機構,但當時並沒有像後來振興醫院成立時那麼大的野心,因為也要考量聯勤的能力範圍,再加上有一些聯勤管轄下的軍用地空間可以用來設置,初步計畫是服務軍眷的部分,住北部的可以門診治療,至於外縣巿的就可以住院治療。」
王海生回憶道,「當時我花了幾個月時間做了一套完整的計畫,內容包括建築、設備、人員、發展、人員訓練等等,計畫完成的時間大約是民國53年下半年,後來又花了大約三、四個月時間來跑這個計畫流程,最後在當年的秋天將這個計畫報到國防部去,當時蔣經國先生是國防部的副部長。」等了好幾星期都沒有任何回音,既沒有說批准,也沒說否決,賴夫人就請王海生先回原工作單位去,說有事情會再跟他聯絡。「到了民國54年春節後,徐柏園的夫人陸寒波女士到傷殘中來找我(徐柏園時任央行總裁),她還找了一位女律師華稀珍女士陪同,找我去就講說蔣夫人要正式籌辦『振興復建醫學中心』,徐夫人告訴我說還是希望由我來協助籌備這個事情。」

王海生說,當時蔣夫人就已經決定這個新籌設的機構要使用「振興復建醫學中心」這個名稱了,至於當初他原來所規劃的計畫是怎麼送到蔣夫人手上,他就不知道其中真正的緣由了,「我不敢確定的是賴夫人在婦聯會向蔣夫人報告,或者是蔣副部長經國先生向蔣夫人報告的,內幕我不知道,也可能兩者都有。經國先生主要的考量應該就是經費的問題,所以才沒有立即批准,因為不光是開辦的費用,後續的費用還要很多,可能考量到國軍是否有充足的經費來辦理這件事情,因為要照顧的不光是軍眷,還可能要擴及廣大的民眾,所以總國先生才決定向蔣夫人報告。」
決定籌辧「振興復建醫學中心」後,由陸寒波女士擔任籌備會主任委員,王海生等人就開始如火如荼進行傷殘調查的工作,「講到這個,我就很佩服徐夫人。當時徐夫人請我做傷殘調查工作,她只講了一句話,『怎麼樣做你自己想想看,需要我支援,就告訴我講!』就這樣而已。」當時由華律師擔任調查組組長,他們就在她位於臨沂街的律師事務所商議調查的一切相關事情。
原本他們想設立一個固定的地方進行調查工作,但如此一來就要有地方、有適當的人,也要有費用,所以後來覺得並不十分妥當,因此他們就決定出去走訪調查,主動出擊,跟台北巿各區、台北縣各鄉鎮巿的巿公所、鄉公所、區公所、衛生所聯絡,請他們協助找一個適當的地點,排好日程後請鄰里之間去做宣傳,因為當時並沒有像現在媒體傳播那麼便利,因此就請各區鄉鎮公所利用鄰里的力量來幫忙宣傳,「那一天在什麼地方,有蔣夫人辦的機構要來前做調查,場面很熱鬧的。」
通常他們都是利用星期天上午去做調查工作,出去一趟除了王海生做檢查外,還需要兩位公衛護士的協助,所以徐夫人就打電話給位在內江街的台北護校徐靄珠校長情商派兩位公衛護士,「我就跟徐校長說希望這二個人不要換,可以固定協助,因為一換就不會熟悉,而這二個護士的表現也真的很棒。」這個傷殘調查的工作,初期前後大概進行了七、八個月的時間,到民國54年底前,「台北市附近的鄉鎮差不多都跑了,甚至到台北縣的淡水、南港、汐止、內湖,最遠還到瑞芳,算是最遠的地方,南邊的話到新店、永和、中和,好像還到三峽去。」王海生說,後來這個調查計畫擴及到全省,前後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甚至遠到外島的澎湖金門都有他們調查的足跡。
初期總共調查了「3236個case」,這個數字王海生記得清清楚楚的,因為實在太難忘了。每次出去一個點調查,都是從上午九點開始,預計中午十二點就結束,但常常到了下午一、二點還沒能結束,其實也只是登記下來,做一些簡單檢查,看看身體那個部位的肢體有問題,以及有沒有關節攣縮或脊椎的彎曲的現象,但「還有很多還沒有出來的,這只是冰山一角,這只是我們去調查當天有出來的,我估計全台可能不下十萬人。案子很多,這三千多人只是我們調查當天有來現場的,這只是小小的一部分而已。」王海生搖搖頭嘆口氣略帶感嘆地說,很同情這麼多人都沒有獲得適當治療,關節孿縮幾乎是免不了的,但他們不可能將所看到的個案剛好都一起收進來治療,即使後來陸續收進來,還沒開始前來治療前的這個時間差裡,患者的關節往往都有攣縮的現象,很多人都腳伸不直了,在治療上就必須要花更大的功夫。
初期調查登記下來的這三千多人,他們就在華律師事務所彙整消化後,主動寫信請他們前來振興治療或裝配支架。「這幾千人,我們會看所在位置,看看可不可以用交通車來接送,更偏僻而交通車沒有去的地方,就會收住院治療。」王海生補充道,「後來我們成立了以後,有很多外縣市的家長主動帶小朋友前來檢查,需要治療的我們就會先登記下來,一有空床就立刻通知他們來住院治療。」
民國56年3、4月開始收治院童,當時的治療師是一邊接受訓練一邊幫忙治療院童,初期只有門診治療,因為當時房舍尚末蓋好,所以病房的開辧晚了一點,大約56年底才開始有住院治療,病床數最多曾高達有一百多床。「門診病人就更多了,有四輛軍用大巴士每天載送,車輛是來台灣裝配的,帶電梯上下,坐輪椅或上車不方便的,升降梯讓他們方便上下車。後門背掀式的一打開放下來,速度很慢,可以讓輪椅上下,這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設計。當時四輛車在台北市區及台北縣來回載送,一車約可載40-50人,包括住院的病人,約莫有200多人,車上都有專人照顧,當時治療的量能最高曾達一天300多人。」
後來在民國57年左右,華興小學曾在振興醫院設立分校,在這裡小朋友半天接受治療、半天用來上課,「這真是一項創舉,而且真的做得有聲有色,在蔣夫人的領導下,那個時候幾乎每個禮拜都有貴賓前來參訪。」王海生對這段往事津津樂道。
振興復健醫學中心正式籌設了以後,擔任行政主任的王海生,原本工作十分瑣碎,後來陸續有會計、出納、總務等人員進來,他的工作重點就轉為物理治療師訓練工作的開辦。「第一期的訓練工作是由台北榮總復健部黃金銘主任主辦的,借用台北榮總的場地上課,但開始治療後發現治療人員遠遠不足,馬上就招了第二期,第二期至第五期都是由我主辦訓練工作。」王海生提到,第二期還叫助理治療員訓練,那時是招高中畢業的,訓練為期六個月,一方面訓練一方面幫助做治療。「嚴璐璐老師是第三期,第三期是最完整,為期二年的訓練。」第二期訓練六個月後開始工作後,就召了第三期,預計要訓練兩年,王海生很貼心地考量到,由於第三期訓練出來是治療員身分,擔心原本訓練六個月的助理治療員會心理不平衡,因此馬上就開辦第二期的補充訓練一年半,利用夜間跟周末上課,總計訓練時間也完成了二年,這樣對他們心理上比較沒有壓力。
王海生說,振興醫院的房舍在民國55年下半年就蓋好了,因此第二期的訓練開始回到振興來上課,「蓋很快、都是平房,只有一處有二樓是董事長蔣夫人的辦公室。」當時訓練之紮實,從他們所安排的訓練課程可以窺見一二,「所有學員都必須如同醫學系學生一本正經地上大體解剖課,當時上課地點就在陽明醫學院的二樓。」當時本來想向教育部申請兩年專科學校,因此王海生到教育部找職業訓練司司長,但他回覆王海生說振興還不能算是一個教學機構,所以沒能正式同意,「本來是希望教育部能夠承認我們二年的專科,後來並沒有成功,我們回來就跟院長報告這件事,後來就不了了之了,甚為可惜。」王海生談到這段往事時,感到不無遺憾。
